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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修“西花厅”
时间:2013-10-25  来源:周恩来故里 作者:  浏览次数:

中国自古就有"公生廉,廉生威"的官箴。正是在"官"与"廉"这两个为官的聚焦点上,周恩来以自己清廉如水,一心为公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世人的敬服,成为一代楷模。

周恩来一贯严于律己,倾心为公,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包括他的日常生活,吃、穿、住、行,都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

比如住房,战争年代,他通常都是和普通工作人员或战士住在一起。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大部分住在"国统区"。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有时回延安,还和别的同志同住一个窑洞,他却从不在意。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和毛泽东一起住在香山。后来为了工作方便,他先住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待毛泽东进城后,他让出丰泽园,另选一处条件比较差的西花厅居住。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后,为其父摄政王载沣修建的花园。因园内有座建筑叫西花厅,所以后来就把整个园子称为"西花厅"。西花厅尚未修好,溥仪就退位了,后来为北洋政府总理府占用。因战乱频仍,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

周恩来住进西花厅,把它作为办公室兼住房。当时只是简单地作了补漏粉刷,条件甚差。这座古老的平房,墙砖已露斑痕,墙皮出现碱印;柱子的油漆大部分脱落,有的柱根已糟朽;窗户开裂大缝,冬天用纸糊上,屋上是灰顶棚,不时往下掉土地面是方砖,经常返潮,房屋光线灰暗,影响办公。由于厕所不在卧室内,上厕所还要走一段路,很不方便。周恩来膝关节经常隐隐作痛。这与居住条件不好有很大关系。

总理办公室和国务院总务部门的同志看到周恩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心里实在感到不安,多次提出为他修房,并拟定了修缮计划。中央警卫局分管房建的副局长毛维中到西花厅检查房屋维修情况时,也提出需要修缮。可周恩来就是不同意,他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窑洞好多了。""我们经济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怎么能为了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他还说:"我们国家刚从废墟中站起来,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这里能住就行了。"

此后,在一次普查房屋时,发现西花厅车库的房架坏了,工人们先用木柱顶上,经秘书向周恩来请示,他不准大修,只许用铁板加固,以保证安全。他办公室的窗帘破得不能再用了,工作人员换了一套新的,他看见后,立即叫工作人员把旧的找回来再用。一次修门窗,将窗扇按了个铜合页,他发现后,立即叫换成铁的还告戒工作人员:国家现在缺铜,门窗合页不能用铜的。

1959年底,周恩来到外地视察,时间近两个月,邓颖超也不在北京。周恩来的秘书何谦感到这是个机会,就决定把房子维修一下。这次维修,本是略加改善,并没有大动,只是在原来的地砖上铺了地板;从厨房到饭厅修了个带棚的通道;为改善室内光线,把顶灯改了一下,窗帘换成了白色,另外,在走廊的立柱上刷一层油漆。

二月份,周恩来从外地回到北京,进门就楞住了,惊讶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房子是谁叫你们修的?"他发脾气了。如果光是发脾气倒好,这回却是动了怒气,拔腿就走,临时住到钓鱼台,不肯回来住了。他要求说:"你们把室内原来的东西给我换回来。"至此,秘书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原来的窗帘和其他旧物一一换回来,周总理这才回来居住了。

这次"修房事件",是秘书何谦一手负责的。1960325,他在天津视察时专门同何谦谈这件事。他严肃而又亲切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了,早知道我这个人的脾气,我的心思。房子不是不能修,可是不能修得太好嘛!现在要我去住,我心里不好受;要是我总是不回去住,你们心里又不好受。"周恩来沉思一会儿,又问:"我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他是想用自己的存款逐步把修房子的费用还上。何谦说:"你那一点工资,什么费用都在里面开支,哪有多少存款!"他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赔又赔不起。"接着又自责地说:"这次修房子,那样一个修法我不知道,责任在你;但是,在修缮过程中,我没回去看看,只是我的错听到这里,何谦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

为了修房这件事,周恩来多次在国务院会议上作自我批评。他说:"我住的房子修了,你们去看看,我要求勤俭节约,自己没有做到。"还说我这次去南方,家里花了那么多钱为我修房子,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但是,他从不说这种修法他事前并不知道。决不诿过,严于自责,是周恩来的一贯品格!

从此以后,周恩来对房屋修缮控制得更严格了。1973年底房屋普查时发现,西花厅池子岸石塌落,房屋的明柱和窗木失修,油漆起皮脱落。房管部门提出要维修,结果得到秘书的回答是:总理不让修。

整整二十六年,古老简朴的西花厅,一直是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总理府"。

一提到"总理府",人们或许会总理办公室有一种神秘感,以为一定很阔气、很豪华。其实不然。他办公室的陈设十分简单:北墙中间,陈放着毛泽东的古铜色半身塑像。靠东西两面的墙根立着四个书柜,放满了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各种工具书。三张由方桌拼凑起来的长会议桌,占了办公室的大部分空间,他自己的办公桌则斜放在房间的右首。办公桌的右侧茶几上,三部电话机一字排开。

周恩来从来不允许为他的办公室添置摆设及办公用品。几十年来,他的办公室里一直没有沙发。直到晚年生病后,才由毛泽东送给他一张单人沙发。工作人员曾想给他买盏台灯,周恩来却说:我们有工人,可以自己做嘛!他那盏落地式台灯,就是国务院机关的电工制作的。他办公桌上的文具盒,也是工作人员用五合板做的。墨盒和镇纸,是解放军战士用打下的敌机上的残片做成后送给他的。两个笔筒,都是以价钱最便宜的玻璃杯代替,其中一个乳白色山水玻璃杯已经破了,内外都粘着橡皮膏。还有一只小寒暑表,金属零件已经脱落,就用细绳绑着用。

周恩来生病后,更加废寝忘食地为党、国家和人民工作,工作人员看到他太累了,就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木板床,希望他能抽空休息休息。但他从来没在这张床上躺过,木板床倒成了他堆放文件的地方。

岂止于此,周恩来连国务院集体办公的大楼也不准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首都十大建筑一个个崛起,北京市委也建了当时全国一流的办公楼,有人提议,我们国家这么大,应该建个象样的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听后,浓眉直竖,断然回答:"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就不会建国务院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