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故居座落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的附马巷，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小宅院组成。总理生前对旧居的处理所表现出的革命家的胸襟，深深地感动着故乡人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周恩来诞生的三间房子外，其余的房子已是东倒西歪，瓦楞长草，破败不堪。旧居西边宅院的三间堂屋因年久失修有倒塌的危险，淮安县委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对这三间堂屋进行了较大的整修。这既表达了故乡人民的心愿，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可是，当总理1952年从亲属的来信中得知这件事后，马上写信给淮安县委，制止作进一步修缮，并用自己的工资偿还了修缮经费。

1953年，周恩来总理要求淮安县委把他的旧居处理掉。对总理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县委的同志们是能理解的。但作为县委来说，有理由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因而没有按照总理的意见办。为此，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时，还受到了总理的批评。后来，总理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请王汝祥转给淮安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请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周总理在两年后接见淮安县委另一位负责人刘秉衡的时候，又提起这件事，而且比以前更严肃了。总理说："王汝祥同志来的时候，我叫他回去处理掉我的房子，他‘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是吗？"刘秉衡婉转地作了解释。总理听后说："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第二天，邓颖超又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话。她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主席的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以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住，总之要用起来，处理掉……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

周恩来总理的嘱咐是严肃的，邓大姐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刘秉衡回淮安后如实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的同志们都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的意见了，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总理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执行后写信向总理作了汇报。时隔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的回信，说总理对县委的做法表示满意。

1961年8月，总理在见到侄媳孙桂云的时候，又详细询问了县委对旧居处理的情况。孙桂云在谈话时无意中说到，虽然县委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是不断有人去参观。总理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还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他还认真地嘱咐孙桂云："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还要告诉邻居，叫他们也不要讲。"

1973年11月17日，周恩来又让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同志打电话到淮安县委办公室，正式传达了周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第二天，县委常委会研究并决定:一、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二、不维修房屋；三、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并在当晚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11月30日晚，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说:"总理对县委决定的三点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隔了5天，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又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回答说"认真执行了。"

1974年8月1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当面询问"三条"的执行情况。孙桂云汇报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有办法。"周总理问:"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在场的邓颖超表示支持，说:"拆迁吧，我们给钱。"孙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不好决定。"周总理点头说:"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叫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泽东的旧居。"孙桂云深深理解伯伯的意思，会心地点了点头。

因为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这件事一直没有定下来。这样，周总理的这所故居才得以保存下来。

随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的日益提高，前来瞻仰旧居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的来自偏僻的乡村，有的来自遥远的城市，还有许多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自发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然而，他们在院墙门口看到的，却是一块"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木牌子。人们都带着莫大的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