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西安参加谈判的中共代表（右起：周恩来、叶剑英、博古）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件爆发。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并没有与闻这件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即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共产党的意见。当天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张学良复电：“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

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出现在苏区以外的种股票政治舞台上，自然引起举国瞩目。在周恩来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西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做出决断。周恩来将面对的政治局势是那样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很多事情都需要当机立断，不可能事事请示中央，可以说这是一副极其艰巨的重担。

周恩来勇敢而沉着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到达西安后的当晚，他同张学良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他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式导致西安事变截然不同的前途，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应该释放他回去。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这是一个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

由于周恩来的详细报告，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由于对西安和全国的情况比以前更加了解，针对如何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也更加明确。会上，毛主席强调：“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

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博古和叶剑英还没能赶到西安，在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各种重要问题都要周恩来亲自处理和解决。他经常彻夜不眠，有时候连饭也顾不上吃。他从容镇定，办事果断，对工作一丝不苟，事无巨细地认真研究，及时处理。杨虎城曾经对一个共产党员说：“你们的周副主席真是了不起，有一次我见到有人送来一份电报，电文并不长，他却看了好一会才一声不响地递还来人。我想他一定是在看电报的同时就在考虑处理的方法。他办事这样认真细致，令人钦佩。”(杨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