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生前为文艺发展呕心沥血，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

抗战爆发后，在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云集了文艺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除了物质上的不堪重负，精神压迫和人身安全威胁也是一剂摧残。不敌国统区黑暗、深感穷途末路的著名戏剧家洪深，带领一家三口在家服毒自杀，留下遗书，“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归去。”周恩来闻讯，立即派人予以救助，幸告脱险。周恩来在大后方积极团结广大文艺界人士，正如曹禺后来回忆所言：“总理对我们的关怀，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衣食住行，而更深刻的是于我们的思想与品德。”

周恩来和文艺界的朋友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发起募捐时，周恩来捐款一万元以示支持。除物质上的资助外，安全上的保护、政治方面的关照则让周恩来与文艺界人士建立起生死友谊。仅1941年1月到6月，安排离开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就有一百多人。郭沫若在创作《棠棣之花》的过程中，被称为“文艺界知音”的周恩来就曾对剧中一些字句提出了详细意见，从第二幕到第五幕凡三十二条长达二千余字。周恩来这种关心和支持使大家深为感奋。

周恩来总是把文艺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加以领导，他总是循循善诱，设身处地为文艺工作者着想。在大后方文艺界人士困于形势、思想苦闷之时，周恩来及时疏导，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是周恩来诲人不倦的精神鼓舞了软弱和动摇的他们。”冰心也以她的艺术之笔写下：“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